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战略和策略，使中国的外交日趋成熟、完善，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在现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均有所涉及。但是，高中历史教材作为向青少年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载体，它所记载的内容应该全面而准确。但是在新中国外交这一章节，教材却只注重了新中国外交的成就，而对于我国外交上走的一些“弯路”却只字未提。当然，新中国外交的辉煌成就我们绝对要传承，但是作为外交上的一些失误却也可以给我们敲响警钟。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本文对新中国外交上的失误作了初步的探析，以期为教师备课、课堂教学提供一些参考。
一 建国初期“一边倒”政策的“一石二失”
建国初期，中共采取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的“一边倒”政策，而放弃了与战后实力最雄厚的美国开展双边关系的大好时机，这在中共的外交史上可谓是一大失误。
美国外交多以国家利益为重，在相当程度上推行务实外交。当美国看到国民党溃败已成定局，中国共产党必然胜利的情况下，它迅速调整其外交政策，准备与新生的中共大陆政权进行外交接触。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并要求各国驻华使节随之南迁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毅然留了下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我非常想多留一段时间，一边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同时也给他们机会讨论他们与美国的关系。”[1](P231)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
在司徒雷登留下来的那段时间他积极主动地改善中美关系。1949年3月16日，它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一份文件，要求授予他在适当时机与中共领导人晤谈。在对中共方面则主动提出与当时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的黄华（后外交部长，司徒雷登的学生）会面，后又提出访问燕京大学。他的这些努力无非是要积极与中共接触以改善中美关系。然而在司徒雷登还未接到美国批示他赴北京之前，毛泽东便在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的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2](P1472-1473)从而切断了美国试图改善中美关系的想法，为美国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落下口实。
而中国倒向的苏联，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以世界无产阶级兄弟式的友谊来帮助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主张中共解散自己的军队，加入蒋介石的政权；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过程中，苏联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多处为难中国，如：提出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在聘请苏联专家方面提出苛刻条件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并不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在秘密条款部分的规定有损中国国家利益及中国主权；此外，斯大林在中国新疆设立中苏联合股份公司来开采新疆的石油和有色金属；“毛泽东虽然在莫斯科尽力的争取苏联的援助，但答应给中国人的总数只是在五年内贷给三亿美元的有息贷款。……同时俄国人还要坚持不公正的卢布—人民币比价，因而又损害了中国人的贸易利益”[3]（P284）在抗美援朝的过程中，苏联也未完全实现其对中国承诺的援助问题……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一边倒”政策也逐渐被废除。
“一边倒”政策既没得到苏联这一社会主义“老大哥”的真正欢心，同时也失去了建国初期与美国建交的大好时机，可谓“一石二失”。
二 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关于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再其内。”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损失最大的国家所占赔偿份额也最大，然而中国政府却在1972年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并在1978年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再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认了放弃对日赔偿要求的决定。
据资料显示：“其原因在于：1、中日邦交之前，蒋介石已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小；2、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共关注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日本靠近我们；3、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到广大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被迫长期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与日本友好下去的愿望。”[4](P60)
仔细推敲，上述原因是站不住脚的。蒋介石放弃赔偿是为了摆脱困境，抬高他的国际地位，以实现与日本签约。再则，蒋介石有美国的援助，它也无需解决大陆上广大人民的衣食问题，放弃对日赔偿对它在经济上没有多大影响，在政治上却有很大的帮助。这一政策放在中共方面则不同了，他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亟待解决，百废待举，日本的赔偿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一切决策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比谁的肚量大。
日本要与我国恢复邦交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先派基辛格秘密访华，后是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日本则因美国事先未被告知这一情况而十分恼火，从他的自身利益出发，也决定改善中日关系，并先美国一步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第三点原因更让人恼火。从上文的《波茨坦公告》中就可以看到，索赔方已考虑到了日本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可以说对日本的赔偿规定是合情合理的，也完全在日本的承受范围之内。可中国却因不忍心日本人民过艰苦生活而放弃赔偿，这种决定对中国人民来讲未免有些残忍。
三 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收到其他外交方式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如：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不仅保卫了我国的边疆，捍卫了国家的主权，而且使中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对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不仅帮助他们赢得了民族独立，促进经济发展，极大的改善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而且壮大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队伍，为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吸收了新鲜血液……然而，在这辉煌成就的背后，仍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
首先，中国对外援助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单向的，无偿的援助。1956年6月21日，中柬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议定书。其中规定，“中国于1956年至1957年间无偿给予柬埔寨价值8,000万英镑的援助，用于提供物资和建设纺织厂、胶合板厂、造纸厂、水泥厂等成套项目。”[5](P80) “1956年10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和尼泊尔驻华大使拉纳签订了两国政府经济援助协定，规定在协定生效后3年内，中国无偿援助尼泊尔6,000万印度卢比。”[6](P142)中国的无偿赠与促进了受援国的发展，解决了当时的困难，但从长远来看，往往会使这些国家对外援形成一种依赖，而不利于其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这种无偿援助对原本经济就落后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其次，中国在对外援助中，没有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自己还需要别人的帮助，中国政府却不顾这一实际，对求援国有求必应，即使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共也没停止过对外援助。1959年，中国向几内亚提供了无偿的粮食援助；1960年10月同几内亚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规定：“中国给予几内亚以无息的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的贷款，金额为2,250万卢布，用于提供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7](P41)中共这些不切实际的，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对外援助，对内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对外也没有结成真正而持久的盟友。
第三，对一些国家的过渡援助造成了中国外援物资的极大浪费。为了加强和发展同阿尔巴尼亚的亲密战友关系，中国对阿的援助几乎是有求必应，阿也毫不客气的向中国提出了超出他们实际需要的要求，在使用中国援助物资上极其浪费。如：“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阿方用来做电线杆；中国援助的锰钢钢板，阿方用来做厂房的地板；中国援助的高标号水泥，阿方用来滥建烈士纪念碑，在阿2.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总共建了一万多座纪念碑。”[8](P19)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也是这样。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至1978年间中国援越物资和资金总值超过200亿，包括足够装备海、陆、空三军200万兵员的武器，3亿多米棉布，3万多辆汽车等。据资料显示，70年代初的几年是中国援越最多的几年。而这些援越物资恰好成了中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南用来打中国的战略物资。吃着中国的饭，拿着中国的武器来打中国人，不知当时攻入越北的中国战士看到中国的援越物资后有何感想，那时他们会不会意识到中国对外援助物资浪费的问题。